1950年初，一个春意盎然的早晨，勤劳的景德镇人民已经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在景德镇离镇中心不远处的位置有一个大宅院，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陈福林，这天他睡了个懒觉，八九点钟的时候才洗漱完毕，在家中用过早膳，将自己打点了一番，准备前往自己的瓷器店。
陈福林刚刚走出院门，就看见不远处有三个人向他径直走过来，陈福林十分纳闷儿，就在原地疑惑的看着这三个陌生人。
“您好，您就是陈福林老板吧？”其中一个人露出爽朗的笑容，说着一口流利的景德镇方言，伸出右手想和陈福林握个手。
陈福林没多想，也伸出了自己的手和男人握在了一起：“没错，我就是。请问两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事情是这样的。听说陈老板是景德镇数一数二的瓷器商人，为人诚信。我这两位朋友是从外乡来的，他们俩有一笔瓷器生意想和陈老板谈谈，结果一大早去了瓷器店却发现没有人，这才向其他人打听到了陈老板的住址，贸然上门，还望陈老板莫见怪。”刚刚的那个人说出了自己此番前来的目的。
陈福林没想到自己的口碑已经传到了景德镇之外，一大早就有生意上门他心中自然欢喜得很，就想把这几人迎回家中。
不过，那个人继续说道：“我们就不进陈老板家中叨扰了，如果陈老板方便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前去我的住宿，就在公安处附近，顺便看一看我们带来的货，怎么样？”
陈福林略作思索，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几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向远处走去，从那个景德镇人的口中，陈福林得知他的两个朋友是北方做瓷器生意的商人，现在想要在景德镇找一个值得信赖的瓷器商人合作，因此就找到了陈福林。
渐渐地，三个人走到了公安处门口，陈福林发现身边的三个人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带着一脸疑惑的表情询问：“咦，怎么啦？”
刚刚的那个人又接过了话：“陈老板，我们已经到地方了，具体的事情咱进去谈吧！”话音刚落，还没等陈福林反应过来，旁边那两位“做瓷器生意”的朋友已经迅速将他拿下。
“你们是什么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抓我？”
“到了这里你就不要狡辩了。陈老板，我是该叫你陈福林呢，还是该叫你陈敬斋呢？”那个男人还是一脸微笑的表情，但是在陈福林眼中却显得越发恐怖。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一脸颓然的表情，在三人的押解下走进了浮梁行署公安处。
原来，这三个人是江西省的公安人员，奉命前来抓捕陈福林。而陈福林也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做陈敬斋，是背叛革命的叛徒，曾经在土地革命期间出卖了爱国革命家邓演达。
邓演达同志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国内大革命期间，力主中共之间友好合作，在早年间就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从国内著名的保定军校毕业之后参加了多次革命战斗，是孙中山先生最为器重的革命人士之一。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邓远达同志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发掘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在北伐革命期间亲自随军北上，领导和指挥了多次针对北洋军阀的战斗。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员。
邓演达同志严厉谴责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反革命行为，坚定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展开紧密合作，因此遭到了蒋介石反动派政府的嫉恨。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起义之后，邓演达和宋庆龄等人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向全中国人民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行为，在香港及国外地区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1930年夏天，邓演达在欧洲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米兰和保加利亚等地之后，秘密地回到了上海，积极联络当地的爱国人士，准备筹办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两个月之后，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临时行动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继续完成孙中山先生生前制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同时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动领导。
邓演达撰写了很多宣传革命活动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媒体报刊上之后，引来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同意邓演达等人的决定，这让蒋介石感到的不安。
他立马派遣自己的心腹前往上海，和当地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商议，在上海市悬赏二十万大洋解决邓演达的事情。
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地区刚刚成立了中央特科，平时偶尔会和邓演达在一起，讨论当前国内革命局势的问题，他们俩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同在政治部工作，是亲密无间的好友。
周恩来见邓演达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担心邓演达的安危，所以告诫邓演达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先行离开上海。
邓演达考虑到如今的革命正处于紧张关头，他作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总干事，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轻易离开，于是坚持留在了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邓演达手下有一个叫做陈敬斋的干事，负责上海个别区域的革命宣传活动。
邓演达对这个人极为熟悉，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在北伐战争期间曾经短暂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敬斋在共产党这里捞不到油水，转而投靠了装备武器和军饷俸禄更为优厚的国民党。
陈敬斋来到上海之后，被人推荐到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虽然他的品性有些问题，但是毕竟在黄埔军校经过系统的学习，个人能力相对比较突出，邓演达就把他安排在了委员会担任干事，负责整理上海部分地区的革命文件。
陈敬斋来到上海之后，很快就被这里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所吸引，他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反而沉迷在上海纵横林立的歌苑舞厅。
上海是个高消费的城市，尤其是这些销金窟，陈敬斋那点微弱的工资根本无法支撑他经常光顾，于是他多次请求增加自己的工资和俸禄，但是他的工资对于自己的花销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这让他的不满情绪越发浓厚，不仅对于自己的工作满腹牢骚，而且还经常和其他同事抱怨，导致上海地区的地下工作一片惨淡。
邓演达很快就发现了地下工作人员的异常，最终发现了事情的源头出现在陈敬斋身上，他严厉地批评了陈敬斋一番，然后停止了他的工作，和其他领导人商议之后决定将陈敬斋调往福建地区继续参加工作。
陈敬斋没想到组织不但不给他提供可观的薪资，还莫名其妙地将他调离上海，这让他心中诞生了阴暗的想法。
这天，心生烦闷的陈敬斋又一次来到了风月场所，在这里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喝酒，这些人都是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平日里无所事事，为帮派的人跑腿传信。
期间，有一个贼眉鼠眼的人说起蒋介石政府通缉邓演达的事情，蒋介石竟花了二十万大洋悬赏邓演达，可惜自己没有这本事，搞不到邓演达的行动踪迹，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陈敬斋心中大喜，别人接触不到邓演达，但是在临时委员会工作的他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于是他就匿名写信联系了国民党特务，为了自己不被暴露，他专门选择了登报寻人的方法，等待数日之后，他果然在报纸上看到了国民党中统特务发出的寻人启事。
陈敬斋看到后喜出望外，他感觉自己距离高额的悬赏金越来越近了。
陈敬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见到了国民党中统的特务，双方商洽了具体的合作事宜。陈敬斋表示这件事情成功之后，国民党方面必须把自己送出国留学，并且再给自己五万元的生活费用，国民党特务爽快地答应了。
这天，邓演达根据组织的安排，秘密地前往上海一处私宅进行革命演讲，陈敬斋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讲话进行到一半时，陈敬斋声称自己肚子不舒服，离开了会场。
离开会场之后，陈敬斋观察自己身后没有人尾随，于是赶紧通知此前联系好的国民党特务和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员。不一会儿，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就赶到了现场，和警备司令部的人手配合，将邓演达关进了监狱。
陈敬斋担心事情败露，国民党特务的安排下，连夜逃到了南京。在临走之前他还将自己所知道的其他情报信息告知了国民党特务，最终导致邓演达同志在上海辛辛苦苦成立的革命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
陈敬斋的潜逃邓演达被捕之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即派人将他杀害。鉴于邓演达在民众群体中有着很高的声望，蒋介石想要邓演达为自己服务，撰写对国民党有利的文章，他的提议遭到了邓演达的拒绝，反而被邓演达骂做是望恩负义的白眼狼，指责他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
蒋介石软硬兼施，奈何邓演达拒不配合，最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派中统特务将邓演达秘密的押解前往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残忍杀害。
陈敬斋在背叛邓演达之后一直在南京政府的总统局待着，他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报酬，幻想着自己马上就可以出国留学，去往大洋彼岸潇洒快活了。
但是，国民党政府承诺给他的奖赏迟迟没有到位，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那名特务人员对陈敬斋这样的叛徒嗤之以鼻，但还是报告了他的领导，最后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秀峰接见了他。
陈敬斋询问之前承诺给自己的留美学习机会怎么这么久还没有消息？
叶秀峰表示，最近前往美国留学的人太多，办理签证极不容易，如果陈敬斋愿意的话，能够安排他在国民党中央部工作。
实际上，赴美留学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蒋介石也不愿意把这样的机会留给一个随便背叛革命的叛徒。
陈敬斋从对方的谈话中已经知道国民党已经反悔了。
他不甘心，于是询问五万元的金钱报酬，结果对方也把赏金降为了一万元。陈敬斋心中十分愤怒，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他知道如果自己据理力争的话，可能到头来身无分文，还要面对国民党左派幸存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追捕，于是他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接受了国民党给出的条件。
陈敬斋没有想到他最后到手的竟然只有8000元，承诺给他的那笔钱中又被淞沪警备部的侦缉队暗中抽走了2000元，无可奈何的他只能灰溜溜的拿着8000元赏金回到了江西景德镇老家。
陈敬斋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暴露，毕竟当时邓演达的演讲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唯有他本人在活动中贸然离场，并且“人间蒸发”，他知道邓演达牺牲之后很快就会有人找他复仇，于是隐藏在家中的地窖里好多天都没有贸然出去。
情况确实如陈敬斋预料的一般，他是叛徒的消息很快就被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员得知，宋庆龄知道这件消息之后找到了正在上海的朋友陈赓，请求陈庚和周恩来派人帮助自己前往江西景德镇惩治陈敬斋，为邓演达同志讨回公道。
陈赓和周恩来商量之后答应了宋庆龄先生的请求，他最终派出了自己的老部下高岩，一位百步穿杨的神枪手来执行这次的任务。
出发之前高岩喊上了自己的好友杨应龙，两人伪装成由沪入赣的陶瓷商人，就这样来到了江西景德镇。
距离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已经过去了几个月，陈敬斋认为这件事情的风头已过，于是便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景德镇的街头，拿着自己的赏金盘下了一件瓷器店做起了老板，在当地生活的如鱼得水。
高岩和杨应龙两人暗中抵达景德镇之后，根据多日的观察，知道陈敬斋经常会去酒馆找那里寡居的老板娘，两人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掐好了他每天去往酒馆的时间，高岩决定在路上动手，这样方便自己行动之后逃生。
果然，这天晚上陈敬斋一如既往地出现在酒馆门口，在回家的路上雨点突然下大了，他只能躲在路旁避雨。陈敬斋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对于危险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突然感觉到气氛有些压抑，树敌众多的他感觉到自己正处于危险的关头，于是下意识地就想躲进路旁的小店里，但是还未等他行动的时候身上就出现了一个伤口，原来正是藏在暗中的高岩动手了。
高岩对于自己的枪法很有信心，击中陈敬斋之后甚至没有检查一下“尸体”，在第2天就乔装打扮离开了景德镇。
但是，陈敬斋并没有死亡，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对危险的事情极为敏感，在暗中逃离了江西景德镇，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我党人员都不知道他逃到了哪里，再加上国内革命形势愈发严峻，周恩来和陈赓就把这件事暂时放在了一边，陈敬斋就这样又在世上苟延残喘了十几年的时间。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短短时间之内全国很多地区都沦陷于日军的侵略，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再次合作，陈敬斋在外流浪几年之后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甚至已经将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于是再次回到了家乡景德镇，重操旧业，成为了一个瓷器老板，并且将自己的店铺越做越大，成为当地一个知名的瓷器商人。
陈敬斋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福林，他觉得邓演达已经牺牲接近二十年的时间，自己犯下的错误已经成为过往云烟，也就没有再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都在进行肃反运动，对于暗中隐藏在大陆的国民党残余人士进行了抓捕，在战争年代对我党犯下错误的国民党特务也全部登上了通缉令。在邓演达先生牺牲纪念日的时候，民主党派的人士向党中央提出了抓捕背叛者陈敬斋的请求，党中央对于陈敬斋的抓捕行动再次提倡的日程。
不久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整理相关资料的时候，认为陈敬斋很有可能继续隐藏在江西景德镇，于是向周恩来请示，派遣调查小组的成员秘密前往当地进行调查，最终调查小组的成员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名叫陈福林的瓷器店老板身上。
1950年，调查小组和景德镇当地的公安人员配合，最终成功地将陈敬斋抓捕归案。
陈敬斋被抓捕的消息很快传回了中央，周总理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在第一时间就告知了宋庆龄先生，所有的民主党派人士对此都感到十分激动。
不久之后，陈敬斋被押送到了北京，送到军事法庭审判，看着这些对自己咬牙切齿的曾经的同僚，这个背叛革命的叛徒此时已经万念俱灰，陈敬斋不在辩解，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供认不讳。
1951年4月25日，北京军事法庭对陈敬斋二十年前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审判，最终陈敬斋被处以死刑，这个出卖爱国先烈邓演达同志的叛徒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的结果大块人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省人民政府在请示党中央有关部门之后，修复了邓演达同志生前的故居，而且将他父亲邓镜人曾经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翻新和修整，改名为“演达学校”，纪念邓演达同志为中国革命尽心竭力作出的贡献。
